第二七四章民意
正当欧洲的局势如同热锅一般滚沸着的同时，国内各大报纸，官营的民营的，中央的地方的，都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导，特别着重的是未交战国英国人在各种各样的战争背后起的关键性作用，这是旁观者的角度所能的出的必然结论，英国人总是在适当的时机出来做和事佬，名利双收，而之前所有的冲突，没有一场是跟他没有关系的。这种不讨好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的嘴脸，理所当然的使得整个中国的民意基本上不太倾向于英国。
特别是英国与法国，特别是英国在道光，咸丰两朝所发动的两次远征战争，包括同治朝屡屡发生的各种教案，以及洋大人那种赤裸裸的嘴脸，由于时日不远，许多年纪稍微大些的人，都还记得洋人当年是怎样的。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许多哪怕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能引发出血海深仇来，这些年民风渐渐开化，但是人们记住的只是深仇，而不是引发深仇的那些东西。而且随着各地乡贤会，士绅会在基层逐渐掌握参政权力，这些人的话语权要比以往更加的强势。
而摩洛哥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遭遇，也使百姓们引发联想，如果中国不是厉行新政，还是继续走以往那种颟虷的路子的话，到今日会是怎样一个结局。1905年这一年，正是从新政开始的第十五年，民间几乎是自发的，引发了一个思想界的反思和回顾的风潮。
当然，思想界的波动不仅仅在于这一个方面，传统农耕文明几千年给这个民族留下的烙印，这些年来正在被慢慢兴起的工业文明所复写，而随之而来的思想的变化是难以避免的，我对这种慢慢兴起的变化也持着一个乐观的旁观态度，虽然这其中也包括着对于传统帝制的谨慎思考。
从教化部，军情司等秘密线上呈上来的报告来看，军界也远非是铁板一块，军中虽然自96，97两年连续严打军中秘密会社，但是还是一些尾巴在的，而这些组织与地方实力势力的交互勾连，也是有痕迹可寻的。在眼前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容忍的，1905年，在哥老会势力最盛的四川军中，就发现在调驻广西云南两省的换防部队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势力颇有来往，秋末军部就请旨就地处斩了三名校级以上军官，这种现象也是从这次事件中才暴露出来的。
几千年稳固的皇权，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在思想层面上遇到了冲击。只是我亲政以来的表现还是个好皇帝，明君罢了，若是个昏天暗地的颟虷君王，怕早就各地反旗了。
对于身后的皇权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大方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间上，没别的，一个字，杀。
所以，在年末的时候，思想界也开始加强控制了，刑部和教化部也联合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门提察司，作为国内的秘密机关，来加强国内的控制。以往军队系统的各级教化官，全部并入提察司，另外在各重要城市，也开始建立秘密机关。
中国太大了，收放自如也好，松紧有度也好，意思都是不能太松，也不能太严，从国家走过开始几年的严厉期之后，前几年国内形势有些放的太松了，就目前这个尴尬的年份来看，紧一紧有必要的。
经过了十几年的积蓄，国家各层面的人才积累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理想的程度，所以，在调整一段时间之后，把力量都积蓄起来，全力去冲击这剩下不多的几年准备期，这就是我和几个权力金字塔尖的几个亲贵大臣们的共同意见。
这与海军的扩军计划也是步骤吻合的，所以在年末的时候，张之洞的工业天平也接到指示，要在次年开始，大幅向军工产业倾斜。倒不是要新增许多的官营军工企业，而是在技术和资金层面上，要投入大量的成本以迅速完成自主化所必须的积累。
以军方订单来振奋民族工业，这是实行了数年的一贯政策，而到明年，国家资本也将大幅进军军事工业，这样的幅度，才能够实现海军部他们的战略目标。
而在边疆安全方面，1905年也下了大工夫，从青海四川调到拉萨的四个镇正式在拉萨开辟军营，西藏尽管有自己的军队，但在这样的举动面前，不管是达赖也好，还是什么野心分子也好，都应该能嗅到一些味道，再敢做什么不开眼的事情的话，那结局将会如何用多想。英国人口口声声说能帮他，但是除非与中国全面开战，否则他们也只能在口头上帮帮了。
蒙古方面的改革倒是一直在进行，由于哲布尊丹巴八世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几乎与达赖班禅在西藏人心中一样，所以这方面我很谨慎，一方面在宗教层面上渐渐也有崇佛的举动，譬如逢年过节去雍和宫拜拜之类的，另外也试探性的请哲布尊丹巴八世进京讲礼，05年他就来过北京一趟，礼遇极隆，甚至还赐了四名乾清宫侍卫，也就是禁卫第一营的四个以前满洲镶黄旗出身的军人给他作为随扈，面子给足。
谈话中当然也会适当的点一点，他是个性子比较刚强，但又不是很外露的人，脸上挂着笑，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他不懂没关系，几个王公能懂就行，那彦图被软禁在北京王府内就是一个例子，蒙古各王公的世子，都在北京坐着四十里方圆的一个大牢房里，这是威。屡加赏赐是恩，喀喇沁和土谢特两个札萨克亲王分统东西各王公，这是体系。也给他们定了方向，那就是北方俄罗斯那里。
原本是因为历史上是俄罗斯在蒙古和中央之间搞三搞四所以才定下了这么个制造仇恨的策略，到如今看蒙古局势没像西藏问题那么容易让人插手，说明这个方向还是走对了。至于日后长远的资源开发方面的利益，恐怕要后世才能收获这么个果实了，那里是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只是环境和利用的难度，以目前的工业实力来说，投入产出也太不成比例了。有那个投入的人力物力，还不如好好在东南亚搞搞。
就这么的在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几个大国特别是英国都无暇东顾的机会，我也完成了这几年欠下来的国内巩固和既有地盘的经营。在东海两省，几个阵亡和族官兵的入葬仪式由皇家派去的肃亲王善耆亲自主持，彰显了朝廷对于各族士兵的一视同仁态度，原鹿儿岛县这个最难巩固的底盘，在这一次标志性事件之后，终于宣告了十年高压同化期的圆满结束。
而朝鲜方面则有些混乱，国王李冕身体每况愈下，然而却没有子嗣，王族内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入嗣，所以几个或纨绔或昏聩的李家子弟在各自的拥戴者的拥护下，几方明争暗斗，局面有些不太像话，朝廷撤换了派去的朝鲜监国，改由近卫第一军的曹锟入驻汉城，下半年的时候，局面才有所好转。而秘书处转呈的与朝鲜地位相关的奏折也渐渐多了起来，有相当数量的大臣提出朝鲜应该撤藩设县，在东海两省与大陆之间的朝鲜，藩属地位越发的尴尬，至于是否要以国王无嗣为由撤藩，我也还没有最终下定决心，于是转了折子给内阁和总参谋部，让他们研究一下可行性再说。
倒是暹罗的运河工程，原本只是一个吸引英国工程公司的假项目，但经过英国人的一番论证和朝中几个大臣特别是军方的综合讨论之后，渐渐的有转向真项目的趋势了。军方的考虑是基于西藏局势这两年的变化而来的，英国人背弃盟约在西藏搞鬼，那么就应当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暹罗与马来半岛之间的运河开凿之后，海军就可以顺势在印度洋取得一个出海口，保持对印度乃至中东局势的威慑，从而也可以在这个方向为外交层面的话语权建立后盾。
而文臣方面的认识则是觉得运河开凿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的与英国人商定以运河为势力划分界限，从而在运河以北取得优先的经济利益。
两方面看上去都有道理，想当初与朱拉隆功的协定，就是将来要让中国在印度洋有一个出海口。而从长远看，虽然官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将来中东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我却是过来人，海军在印度洋的出海口对于将来的中东话语权是多么的重要。